郑永年 专栏先容

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全球策略络续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汉文大学（深圳）全球策略学院院长

郑永年：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玄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

12月17日，华南理工大学全球策略络续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汉文大学（深圳）全球策略学院院长郑永年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著作《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玄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如何构建》。全文内容如下：

郑永年贵寓图。图片开首：New Economist

比年来，咱们把文化强国诞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文化，广义上指的是东谈主类在社会实践历程中所得回的物资、精神的分娩才智和创造的物资和精神钞票的总额，狭义上指的是精神分娩才智和精神产物，包括一切社会意志样式。因此，文化是一个统称。我觉得，一个娴雅或者国度的文化的中枢是知识体系。一个时间的知识体系在方方面面的体现和反应成为这个时间的文化。中外娴雅演进史都证实了知识体系在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中枢作用。

这就是比年来咱们国度这样喜爱构建中国性情玄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的原因。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布告在玄学社会科学责任茶话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按照容身中国、模仿海外，挖掘历史、把抓现代，温和东谈主类、面向当年的想路，效力构建中国性情玄学社会科学，在相似想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性情、中国作风、中国风格。2022年4月25日，在中国东谈主民大学教练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布告再次指出，加速构建中国性情玄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不雅照、以时间为不雅照，容身中国本质，处分中国问题，不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逶迤、创新性发展，不休鼓动知识创新、表面创新、才略创新，使中国性情玄学社会科学果然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同庚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世界代表大会答复中提倡，要“久了实施马克想宗旨表面络续和诞生工程，加速构建中国性情玄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栽培壮大玄学社会科学东谈主才军队”。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精采关系。浮浅地说，学术是基础，学科和话语是学术的不同载体和抒发时势。辅导地看，就学术和学科两者关联来说，先产生的是学术，然后再有学科。也就是说，学科的基础是学术，包括想想、不雅念、理念、主张和表面，不管是关乎形而上的如故形而下的，是宗教的如故庸碌的，是事物的如故东谈主事的等。学术的机构化即是学科，即把想想、不雅念、理念、主张和表面等比物丑类。不外，学科产生之后又会反过来鼓动学术，比物丑类的络续产生了就业单干，而基于就业单干之上的学科有助于深化学术络续，进一步学术络续所获取的新想想、不雅念、理念、主张和表面再进一步鼓动学科的发展。这是一个怒放的、不休深化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就学术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术亦然基础，莫得学术就莫得话语，话语只是学术的另一种抒发时势，包括言语、图像、影像等时势。如果说学术步履的范围仅限于学术界，那么把学术逶迤成为话语之后，其步履范围大大彭胀，伸展到社会实践的各个领域。在实践领域，不同话语的出现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流、争论和遏制又组成话语变化的能源，不休变化的话语反过来也会促进学术的深化和发展。

就学科和话语之间的关系来说，学科亦然话语体系机构化的放弃。在现代社会，话语体系的载体不仅是分娩话语的学科自身，更多的话语功能被专科化机构所承担，尤其是多样样式的大家传媒。学科体系促成学术络续的就业单干和挑升化，这导致话语基础的深化和拓展，而话语的有用性取决于其期骗性，话语存在于实践领域，话语在实践领域的影响力（举例可接管度、不可接管度）会反馈到学科领域，组成学科变化的能源。

如果说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机构化推崇，那么这“三大体系”组成了一个妥洽体。就它们各自的功能来说，学术体系是揭示本学科对象的本体和划定的成体系的表面和知识，话语体系是表面和知识的语词抒发，是学术体系的推崇样式和言语载体。一个学科的学术体系唯有通过我方的话语体系，才能行动一种对象性的存在抒发出来，为东谈主们所清醒和和会。一个学科体系唯有准确、充分地抒发了本学科的学术体系，才能成为有用的话语体系。一个学科唯有以一系列具有专科性、系统性的主张、畛域、命题揭示客不雅对象的本体和划定，组成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妥洽体，才能称其为一个有用的学科。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主体即是东谈主们常常所说的“知识共同体”或者“知识群体”。这里的“知识共同体”是广义上的，尽管其主体是学校和络续机构，但并不单是限于这些。在现代社会，跟着诠释的提高，知识共同体的外延一直在拓展和拓宽，包括统共对知识体系有孝顺的社会群体。知识共同体构建知识体系，而学科、学术和话语不错被和会为知识体系存在和表述的三种样态。学科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教育样态；学术体系是知识共同体构筑的络续样态；话语体系是知识共同体对传说播的用具样态。

那么，问题在于，为什么要构建这“三大体系”呢？号令构建“三大体系”，并不是说中国目下不存在这“三大体系”。这“三大体系”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可是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存在着好多问题。第一，尽管存在着学科、学术和话语这三个领域，但各自的发展短板不少，还莫得体系化。第二，这三个领域各行其是，还莫得和会为一体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还莫得系统化。第三，与其他玄学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度比较，不管就各个领域如故举座而言，中国的“三大体系”依然缺少比较上风，在国际舞台上莫得竞争上风。第四，更为严重的是，现有“三大体系”缺失“中国性”，而更多的是体现“西方性”。自近代社会科学西方干与中国，学术界迄今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立场依然是“我注六经”，即用中国的案例来论证西方的命题。因此，在很猛进程上说，“三大体系”还不是“自主”的体系，而是“期骗”体系，即期骗他东谈主的体系。第五，“三大体系”既不行反应中国的现实，也不行解释中国的现实，更失去了与中国现实的关系性。如果不行重构“三大体系”，那么“三大体系”不仅很难卓绝，更快的调谢则更有可能。

比年来，笔者破耗大宗时期络续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实践辅导之上的经济学，因此，本文想围绕经济学构建谈些初步的看法。应当强调指出的是，这里所盘问的情况不仅存在于经济学领域，也存在于险些统共社会科学领域。

这里先援用一段话：

即使在今天，（中国）学者也很少络续中国的经济想想，只专注络续西方的经济想想……学者们只顾照搬西方学者的经济想想。从欧洲追究的学生号令中国应死守欧洲的经济策略，从好意思国追究的学生奖饰好意思国的经济策略。一方的相沿者觉得每一个表面都是好意思满的，而反对者则犀利挫折它。络续比年来我国国内经济策略的紊乱和财政管制的低水平，就会发现残暴国内经济环境的严重效率。不把柄国情的盘问对国度有什么公正？学者们若想为处分中国现代经济问题作出孝顺，就应该络续国内的经济想想，加以整理和批判，才能搞清我国的经济配景。同期，学者也不错络续西方的经济想想，整理批判后，不错匡助咱们处分问题。由此，中国现代的经济问题可能会有更圆满的处分办法。（此段引文原为文言文，笔者作口语文译）

如果不告诉读者这段话的出处，那么信托好多东谈主会以为是今天的一位经济学者在月旦其现代同仁，因为这段话相配精准地描述了中国经济学界的近况。不外，这段话引自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书的黄汉所著的《管子经济想想》一书。从1936年到今天快要90年了。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经济学络续的近况似乎还停留在抗日干戈之前的时事。但本质上，就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构建来说，今天的情况以致比阿谁年代还严峻一些。自晚清到民国，中国培养出了一大都既明慧中国历史也懂西方的学者。东谈主们今天能读到的中国经济史或者经济想想史的经典性文件都是阿谁时间的产物。尽管正如黄汉这段话所隐指的，那时的一些学者变成了西方知识的“搬运工”，但依然有好多学者基于中国实践的需要来想登第国经济学的络续和当年。今天中国的经济学面对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因为现代中国社会已经很难找到这样一群既懂中国又懂西方的学者了。

这即是中国经济学界所面对的窘态处境。咱们面对好多经济贫苦和挑战，需要合适中国本质的经济想维，因为经济想维是相识和处分经济问题的用具。可是，中国经济学界一直苦于莫得能够解释中国经济昂扬的经济学，东谈主们老是拿着从海外入口而来的那点经济表面对中国经济作如此这般的解释和会诊，放弃会诊错了，药方错了，不仅治不了病，病情反而恶化了。在一段时期里，如此这般的异邦用具的使用又是通过所谓的“改进”汉典毕的，因此，“改进”越多，问题越多、越严重，这使得社会对改进产生怀疑。因此，东谈主们必须明确：领先，咱们面对的是“中国的”经济问题，而不是好意思国的、欧洲的和日本的；其次，处分这些问题需要中国的诊治才略，而不是整天拿着诊治好意思国的、欧洲的、日本的经济问题的好意思国才略、欧洲才略和日本才略来招摇过市。正因为这样，中国的经济现实一直在号令基于中国实践辅导之上的中国经济学的出生。

尽管经济学界在实践眼前处处碰壁，但好多东谈主依然莫得相识到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对完全接管了西方经济学的学者（尤其是学院派）来说，构建中国经济学简直就是“闹着玩”，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经济学，咱们莫得必要也莫得可能再去建构中国经济学。

前些天，我为尹汉宁先生刚刚出书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学》（三联书店2024年版）写了一个书评，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强调了为什么要构建基于中国实践辅导之上的经济学。有一个东谈主看了留言说，“再搞一个中国牛顿定律”。我想，这样想考的在中国大有东谈主在。好多东谈主把西方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视为是普世的，中国根底不需要去构建我方的社会科学。

我的回话是，“如果有东谈主想搞中国牛顿定律，那么大错特错了”；但同样，“如果有东谈主觉得好意思国的经济学是普世的，中国不需要构建我方的经济学，那么也同样大错特错了”。

在统共社会科学学科中，经济学一直自居为科学。在经济络续领域，所谓的“量化”和“数学化”的才略论一直是主流。在一些东谈主的想想中，物理学、经济学也无分东西和国别。

那么，西方经济学具有所谓的普世性吗？近代以来的经济学产生和发展于西方，自西方再传播到世界各地，在这个历程中，不仅西方一直观得其经济学是普世的，而且接管国的学者们也觉得西方经济学是普世的。

这种所谓“科学化”趋势已经产生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危害。尽管名义上，经济学越来越“科学化”了，但本质上离本质经济越来越远。这个情况在西方亦然如斯。好多年来，东谈主们一直有“商学院与生意无关”（business school nothing to do with business）和“经济学与经济无关”（economics nothing to do with economy）的说法。在经济策略领域更会带来高大的财产和人命的升天。智利军东谈主政府技艺的新解放宗旨经济策略对国度形成的升天是一个案例。20世纪90年代之后，基于新解放宗旨经济学之上的“华盛顿共鸣”更是在全球范围内遭遇有用的抑遏。

咱们否定好意思国经济学的广阔性，但并不否定经济昂扬具有广阔性。任何经济学或者社会科学都是广阔性和异常性的市欢。咱们所说的“社会科学”由两部分组成，即“社会”和“科学”。“科学”代表的是“广阔性”，而“社会”代表的是“异常性”。就经济学而言，咱们必须意志到：第一，唯有在统共所在都发现某照旧济初始章程的时候，东谈主们才不错说具有广阔性。举例供求关系和“物以稀为贵”等昂扬的存在都具有广阔性。第二，经济学又具有异常性，广阔性是镶嵌在异常的实践之中的，一朝离开了异常性，广阔性就变得毫意外旨。第三，不管从表面上如故辅导上看，经济学的广阔性犹如山的高度与氧气的含量，越高越恬澹，越是久了一个经济体的运作里面，经济学的广阔性变得越不关系。第四，恰是因为“广阔性”嵌于“异常性”之中，是以，广阔性应当是一个经济体自身变化的内在需求，而不行由强力实施而来，不然不可连续，最终也会失败，“华盛顿共鸣”即是如斯。

如果东谈主们有实足的耐烦络续一下西方经济学演进的历史，其实不难发现不同期空下的经济实践如何主导着东谈主们对经济学表面的构建。

第一，历史性。统共经济学都具有历史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都发展出了合适阿谁时间的经济学。拿着产生于农业社会的经济学来解释后工业社会的经济昂扬是乖僻的，拿着产生于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学去解释农业社会的昂扬也同样是乖僻的。今天，跟着以东谈主工智能为中枢的第四次工业翻新的到来，统共传统经济学都面对挑战。在很猛进程上，经济学面对着要么重建、要么物化的选定。

第二，国别性。经济学的“国别性”是知识，但咱们的学者连这种知识都莫得了。重农家数产生于法国，亚当·斯密经济学产生于英国，李斯特经济学产生于德国，汉密尔顿经济学产生于好意思国，发展宗旨产生在东亚。这些都是自明的。当英国东谈主向德国东谈主倾销英国解放宗旨经济学（即亚当·斯密经济学）的时候，德国的李斯特则在想考，德国如何向好意思国粹习，实行重商宗旨，这即是李斯特经济表面的发祥。必须指出的是，列国经济学的产生都是为了处分本国那时面对的经济问题。如果不承认经济学的国别性质，那么一般的经济学从何而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解放宗旨经济学才被赋予了所谓的“普世性”。但新解放宗旨只盛行于英好意思国度，并莫得广阔性适用性，是好意思国动用其政事力量来强行实施“华盛顿共鸣”。好多学者烂醉于经济学表面的“优好意思”，而忘却了其产生的根源。

第三，问题导向性。统共作出孝顺的经济学家的表面都是设立在他（她）阿谁时间、他（她）的国度所面对的经济问题上。莫得一个经济学家的络续是为了追求普世性，或者寻求所谓的广阔真谛。只是他（她）直面具体的经济问题（昂扬）况且提倡了有用的解释（大要提供了有用的处分决策），他（她）的表面才具有了广阔性。论断很浮浅，如果中国的经济学者们不行直面中国的经济问题（昂扬），不行有用解释这些问题（或者不行提供有用的处分决策），那么很难说他（她）能够构建有用的经济表面。

在我看来，西方经济学自以为具有普世性主如果因为其才略论。在当然科学里面，因果关系是坚信的。经济学也追求近似当然科学那样的科学性。学者们过度追求才略论之好意思，时常导致几个昭着的弱势。仅举几例。第一，从简化，把经济学从简成为几点原则，但现实并非如斯。第二，经济学家设定太多的“假如”，在这些“假如”成立的条目下，经济学者所陈说的因果才会出现。不外，经济学者设定的大多这样的“假如”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第三，今天，越来越多的经济学者转向了数学，这使得他们找到了闪避现实的有用才略。不外，经济学的数学化也促成了经济学和现实经济的不关系性。第四，更为进击的是，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亦然把经济和社会、政事、文化等成分分歧开来的历程。在职何所在，一个社会的经济步履是深度镶嵌这个社会的政事、经济和文化历程之中的，从来不存在一个不错和社会分歧开来的详细的经济步履。不外，经济学生硬地把经济步履和其他生存“脱嵌”开来，把经济视为一个完全“自治”的领域。当经济学不行解释现及时，好多经济学者从来不会也不愿承认是经济学表面错了，而不是他（她）们我方的表面错了。这种默契在中国经济学者中尤其盛行，好多东谈主时常视经济学为统统真谛，拿着经济学表面来想到（评判）中国的经济现实。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学界依然停留在黄汉1936年所描述的那种情形。

历史地看，一个国度的崛起不单是体目下经济或者其他硬力量的崛起，更需要体目下基于想想崛起之上的社会科学的崛起。咱们需要花几代东谈主的远程，果然把基于中国实践的经济学构建起来。不错信托，这是一个百花都放的时间，但这是基于中国实践之上的百花都放，而非炒作外来想想的百花都放。中国自主的经济学并不摈弃外来想想，但必须是以我为主的怒放性想想体系。

作家系华南理工大学全球策略络续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汉文大学（深圳）全球策略学院院长

（内容开首：中国社会科学报）